《半月谈》2010年第4期

　　《半月谈》2010年第4期【半月评论】：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一、又闻改革悄然涌动的潮声。

　　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应广大民众改善民生扩展民权的需求，改革深化的问题，又一次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紧绷的心弦。

　　我们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辉煌而盲目陶醉。历经3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改革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但是，这还是开始，远非历史的终结。

　　我们不必畏难于利益的冲突而裹足不前。改革，从来就不是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驰骋，“敢闯敢试”，“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是众多改革者奋然前行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必受制于危机的应对而转换方向。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以改革促转型，恰可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力量。

　　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改革的航标在哪里？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

　　新年前夕，有媒体举办了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结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与大众福祉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问题，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二、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推进当下的社会改革，我们更应着力求解的是倒逼中的现实问题。

　　发展代价，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制约。

　　原来的投资主导出口依赖、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伴生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积聚、利益矛盾激化、生态环境破坏、价值体系紊乱的繁多的成长烦恼、沉痛的社会代价。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利益分化、优胜劣汰，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增长主导的制度安排和扭曲变形的市场环境，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全面失衡。

　　维权事件，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严峻的考验。

　　在呼啸前进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我们也当看到那些难以承受之痛。企业改制，劳资矛盾，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等等，不少地方百姓利益被漠视、被剥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正当权益，于是便将自己特殊的民生利益诉求，以“群体事件”的体制外行为表达出来。而且，暴力程度显著上升，事件发生频率加快，舆论共振张力加大。

　　贪腐现象，是百姓高度关注的最持久的热点。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如土地开发，已成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和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的土壤。

　　加快社会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问题在于，如何重燃改革的激情？重振改革的信心？

　　三、民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创造性。

　　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打破旧体制僵化的框框套套，社会共同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如今，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要重构发展格局，重组利益关系，难度、风险骤然加大，社会的共识在分化，民众的热情在下降。

　　但是，在民间，在草根，改革的动力依然生生不息。面对利益集团的赢家通吃，市场制度的马太效应，资本时代的竞争强势，原有改革的扭曲变形，普通民众更加真切、更为强烈地表达着，要发展，要公平，要社会正义，要共同富裕，要有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改革的权利不可垄断，改革的动力不可低估，改革的激情不可浪费。正是从普通民众的需求和意愿中，改革获有了充分的合法与正当。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便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内在动力的一种非常规爆发。

　　当然，我们还当直面、还当破解改革前行的障碍和风险。

　　阻碍改革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他们高高地盘踞在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尖，他们贪婪的欲望便是巩固，便是坐稳。因为，他们心中一片透亮：获取这些既得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在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无法想象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而且表现在他们拥有影响市场交易潜显规则制定的能力，拥有影响社会舆论热点流向议题设置的能力。在公然的商业利益追逐中，在服务“高端”读者群的标榜中，多少媒体昧于是非，热衷为其代言。

　　替代改革的，是政府和资本的主导。

　　在企业，“通钢悲剧”的一个重要成因，在于广大职工被排除在改革重组的决策之外，职工在利益遭遇侵害之时，没有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尊严。

　　在乡村，“加快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提速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等等，是当下最为热烈的改革行动。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少地方拼命追求发展速度、经济效益。我们欢呼改革，我们还当追问，改革带来的究竟是谁的发展、谁的效益？农民的权益是否在改革中得到充分保障？每一处改革的推进动员中，都会有“尊重农民意愿”的字样，只是在改革实践中，是否有政府与资本联手，用种种高压手段，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农民，用堂皇的包装，将他们的意愿同化了农民？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难以保障，农民的市场交易权无法对等，农民的收益分配权受到挤压，农民的现代农业发展权被轻易剥夺。问题的实质在于，诸多改革，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多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而真正的主体--农民的创造在哪里？

　　扭曲改革的，是改革取向的偏离。

　　教育改革新招迭出，各地相继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进行高考制度改革，扩大自主招生。罔顾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现实，“一刀切”的改革结果呢？“百科全书”式素质教育下还是“穿新鞋走老路”，“自主招生”对农村学校只是一块诱人的“画饼”而已。正是在“改革”的推动中，农村孩子越落越远，他们在呼喊：“不要让我们既输在起跑线上，又输在跑道上！”

　　四、中国改革再出发，从何处启航？向何处扬帆？

　　从经济改革进发，于社会改革突破，向政治改革深入。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政府治理民主化，应该成为当下社会改革推进的重点。

　　收入分配合理化。

　　重点是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利益格局，解决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问题，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问题。还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矫正资源尤其是土地、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扭曲的现象。

　　加剧社会分化的，还有权力与资本在合流中对国家财富的肆意侵吞，如官煤勾结而来的暴富，还有既得利益集团在赢家通吃中对民众利益的贪婪剥夺，如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中底层百姓遭遇的生存挤压。如何从深刻的体制变革而非简单的国进民退中去遏制，去根治？

　　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免费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努力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公认的“十一五”的最大亮点，也是“十二五”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社会结构开放化。

　　保障社会结构开放，当前要特别警惕日渐弥漫的“隐性世袭”现象。据媒体报道，在社会公共资源的支配和掌控中，在一些政府部门或具有垄断能力的经济部门，这种现象接连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看来，社会就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进程必须加快，以真正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格局。

　　结构改革的重点，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要警惕出现新的“城市二元结构”，为进城农民积极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为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拓开多样的渠道。

　　创造底层上升机会的根本，是实现教育公平。

　　贫穷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连改变贫穷命运的机会都没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背离了教育公平。更突出的，是乡村教育资源的急剧流失带来的农民子女向上流动机会的萎缩。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放弃上高中的机会，表明弱势群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已经开始动摇。

　　同一个世界，每一个梦想。改革30多年，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梦”不应该就此邃然远去，底层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之光不应该就此暗淡下去。

　　政府治理民主化。

　　政府要从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参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民主行政要拓展。民主的要义在于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多种实现形式，努力把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显示了民主成长新的态势。基层民主恳谈的实践，开辟了协商民主新的路径。

　　公民社会要成长。公民社会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谐的社会，一个强化权力监督的社会，一个保障权利平等的社会。

　　改革30多年来，国家和社会逐步分离开来，蓬蓬勃勃的公民意识在发育，多种多样的公民组织在兴起，自由平等的公民领域在生成。

　　不少媒体相继评选刊出“2009公民社会十大事件”，就是公民意识蓬勃发育、提升的真实镜照。

　　各色各样的社团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正日益密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人采取了令人瞩目的民间援助行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入震区。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公民社会觉醒的一个标志。

　　越来越多的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由此影响社会生活，最终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网络民主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号。一个不断发展的公民社会，正在而且必将更有力地对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基层民主、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我们也应防止民间组织在极端利益的操纵中出现反社会化、黑社会化的消极现象，防止网络舆论在民粹主义的左右中出现激进化、暴力化的不良偏向。政府在加大对社会力量培育力度的同时，还应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和规范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五、改革在社会领域的突破和深化，直接推进着改革的转型。

　　改革的现实理性是发展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促进广大民众的利益追求、权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改革的转型，就是树立科学改革观，就是使改革的取向从现实理性向核心价值挺进、深化。当前尤须着力的是民众的权利保障，不仅保障公民在日常中生存发展的权利，而且保障公民在改革中话语主体的权利。

　　以教育改革为例。近年来，改革不乏新举，有的也轰轰烈烈，但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独角戏，广大师生大多靠“道听途说”得来风声，无缘置喙。这些改革涉及千千万万家庭及其子女未来前途、生存状况、经济利益，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多大空间反映自己的呼声，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被改革”、“被自愿”、 “被时代”，这些听来尚觉生涩、拗口的网络语言，折射的正是许多人内心充斥着的“被折腾”的疲惫与伤痛。

　　改革的顺利前进，离不开政府的引领、动员和表率。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认知：普通民众，不仅是改革成果的共享者，改革代价的承受者，改革迟滞的失利者， 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是改革最深厚的基础，是改革最重要的主体，是改革最坚强的支撑。30多年前，安徽小岗农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伟大实践，显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巨大的改革力量。30多年来，民间创造，群体事件，公民社会，广大民众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诉求，坚韧、顽强地开辟着改革的道路，坚持着改革的事业。今天，改革再出发，激情再燃烧，我们当倍加尊重、珍惜这种民间的改革力量，保护好、开发好这种民间的改革资源。这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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