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湖北公务员考试素材：纵向流动-中国社会活力再激发
纵向流动：中国社会活力再激发
“纵向流动”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非偶然。事实上，李克强担任总理两年间，在多个场合频频论及“纵向流动”。“纵向流动”，已走出社会学的理论范畴，进入高层决策施政视野，成为中央政府回应社会关切和统筹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探寻公平正义价值的新路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图景在转型期的中国上演。然而，与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横向流动相比，人群在社会地位上的纵向流动尚不尽合理、充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该如何预防和遏制社会结构板结现象和阶层固化趋向？
流动改变中国，流动激活社会。公平的纵向流动机制、畅通的纵向流动渠道，成为当前社会各群体的新期待。
高频词彰显中央政府的底层关切
早在两年前，刚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答中外记者问时，就首次提出把“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作为施政目标之一。他特别举例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
总理的这种底层关切，在当年8月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得到凸显，并付诸决策。李克强在主持这次会议时表示：“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可以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
同年11月，在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开幕式演讲中，李克强进一步拓展“纵向流动”的内涵外延：“我们正在加快制度建设，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促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创业公平，促进社会纵向流动，保障每个人的发展权利，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尤其是进入2015年以来，“纵向流动”成为中央政府文件和讲话高频使用的关键词之一。今年2月9日，在与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李克强希望参事、馆员们多提惠民利民的新建议，“使政府更好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促进纵向流动等方面推出更多有效举措”。这里，“纵向流动”与其他常规民生领域相提并论，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着力点。
随着“纵向流动”新理念的提出，多个底层群体的处境和命运引起本届中央政府的特别关注。今年元旦刚过，李克强来到广州，实地察看外来务工人员危房改造情况。他说，我们要的是包容性发展，必须改善农民工、城市困难群体生活条件，努力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他们纵向流动提供公平机会，让他们生活有希望，奋斗有回报。
上升通道遇堵，纵向流动不畅
政府提出“纵向流动”新理念，针对的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我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底层人群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的纵向流动动力不足，渠道变窄，成本增高，难度加大。
西方社会学家韦伯曾提出三维分层的经典理论，他以经济标准（财富）、社会标准（声望）和政治标准（权力），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奋斗而改变命运，甚至由最底层的‘屌丝’变成一个头面人物。”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坦言，“近年流行的所谓‘屌丝’，其实就是一部分边缘青年人群对上升无望的自嘲。”
深圳坠楼青年许立志生前打工时曾发出不平之鸣：“我咽下一枚铁作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我咽下流离失所/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对此，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感慨道：“活生生的青春生命，在枯燥的流水线上，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他们看不到前景和未来。富士康发生的‘十三连跳’，发人深省。”
施芝鸿对半月谈记者表示：“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产生了既得利益群体，把社会成员的上升通道堵塞了，有人称之为上升‘堰塞湖’现象。”
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都提到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表示，利益固化会导致阶层固化，纵向流动不畅、上升渠道逼仄。他很看好80后、90后，“如果国家和社会使用得好，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主宰未来的创新一代，比前几代人更具创造性。”
对于这一代的当下状况，温思美则不无忧虑。“当前在不是很透明、很完善的竞争机制下，在规则扭曲、规则公平缺失下，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通过竞争方式实现纵向流动遭遇阻碍，从而对未来发展预期充满不确定性，就会造成一个群体的不安、郁闷、失衡。”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我国社会学界大体形成了四种判断，即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层化论”、以李强为代表的“碎片论”、以李路路为代表的“结构化论”和以孙立平为代表的“断裂论”。四者视角和结论不尽相同，但大都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实现向上流动的力量明显弱化，呈固化趋向。
固化趋向突出表现在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之中。近年网络舆论不断衍生的各种“二代”说和仇官仇富心态，尽管带有贴标签的绝对化倾向，但也折射出不同社会群体的隔阂。
相对贫富差距来说，阶层流动性是衡量社会善治更好的尺度。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对记者说：“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和信心。”
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为促进纵向流动清障突围
社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和社会和谐的稳定器。从根本方向看，促进纵向流动有赖于改革的全面深化。既得利益者利用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共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了巨额利益，已经成为改革最大的风险和阻力。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针对此，当前尤其需要拿出勇气，打破利益固化藩篱和公共资源垄断局面，通过社会改革和制度改革重构利益格局，重建社会流动机制。
温思美委员建议完善社会竞争机制和游戏规则，提升透明度和公平性，让社会成员增强认知预期，认识到哪些是只要付出努力和奋斗就可以达到的，从而降低行动风险和焦虑感。在他看来，“一个良知、良性的社会，应当具备四性：透明性、问责性、参与性和可预期性”。
中国社会迄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结构，中等收入者群体总体比例较小，亟待扩面。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纠正被某些权贵资本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切入居民收入内部结构中差距过大、规则紊乱的症结，削减权力寻租和灰色收入的空间，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倾斜，并最终形成有利于中等收入阶层成长的制度环境。
与此同时，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兜住兜牢民生底线，避免弱势群体失去流动能力。2014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李克强主持召开本次会议时指出，使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基本养老保障，既有利于促进人口纵向流动、增强社会安全感，也有利于使群众对民生改善有稳定的预期。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全国人大代表陈雪萍等多人建议，加快落实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加强新市民融入城市培训。
人事制度改革也是促进流动、深化改革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这显示出我们党对解决社会成员发展问题的重视和决心。”施芝鸿呼吁，切实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不问出身，不拘一格，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撬动三大支点：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创业公平
教育是主导现代社会流动的最重要机制，是推动纵向流动的第一支点。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教育的公平性恶化，其结果也同样恶化了社会流动趋势。现行教育体制逐渐无力承载纵向流动的职能，因而要促进纵向流动，就必须切实扭转教育去公平化趋势。
学校被誉为使人从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电梯，而中国社科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城市孩子上大学比例是农村孩子的3倍，本世纪以来这一差距扩大到4.9倍。
“我有个梦想，如果说我们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梦还有点远，把中国义务教育整体搞上去，则可以做到。这既事关教育，也关乎信仰。”今年3月５日下午，半月谈记者在全国政协教育界第４０组讨论会上，听到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现场说“梦”。
今年春节前，葛剑雄随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去广东、广西农村调研，看了一圈下来，发现教学质量很糟，教师待遇太低，没人来。“要成倍地提高偏远农村教师待遇，而不是给多少津贴了事。在最艰苦的地方，小学教师拿的钱即使跟我们大学教授一样，也不过分。”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各地近年大都出台了教师定期流动的政策，支教、对口支援、名师走出名校、教育联盟等成为重要模式。河北邯郸打造“无择校城市”，400多所相对薄弱的农村学校与强校深度联盟，穷乡僻壤的孩子也享受到优质教育。
最近两年间，国家密集出台举措惠及寒门子弟，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
在此基础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度给力：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这是教育资源的再平衡，从起点缩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和区域这两个最大的差距，遏制贫富分化。
“我们大学毛入学率目标就是40%，如果80%的人都想上大学，那么这个压力怎么消除？政府应合理分流人才，引导多种出路，促进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之间衔接沟通。”葛剑雄坦言， “全世界那么多职业教育，为什么人家乐观，我们就不乐观了呢？”
如何补上现代职业教育这块短板？代表们呼吁，关键要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就业公平作为促进纵向流动的第二支点，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是：拼能力还是拼背景。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不断抬高的隐形门槛，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如果人们的社会地位一味取决于先天性的身份，而非后致性的努力，这个社会就会陷入“身份社会”的陷阱。因此，亟待破除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治理近亲繁殖、萝卜招聘，将反就业特权纳入反四风的大格局中。
在传统的教育和就业两大支点之外，本届中央政府还创造性地提出促进纵向流动的新支点——创业，在两会上引起极大关注。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委员表示，创业的意义通常局限于扩大就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讲鼓励创业时，则上升到“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层面。因为纵向流动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创业，创业的人通常白手起家。
“我本身是创业投资人，当然希望中国创业人多多益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委员对半月谈记者表示，鼓励大众创业，会激活社会活跃度，使人们在各种机会中比对择优。中国教育从中小学就应植入创新型课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多维答案的能力。
在全社会厚植创业创新文化，久之势必撼动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通过去官本位、去行政化，引导年青一代到市场和社会去探索“草根”创新，而不是削尖脑袋争着进官场和垄断性企事业单位。“在许多先进国家，一流的人才创业兴业，二流人才当公务员。”刘志彪对半月谈记者说，“用财富的创造来代表一个人的地位，比起官本位，是一种更可取的现代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释中国梦：“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而促进纵向流动，其精神实质与中国梦高度契合。打破阶层固化，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制度环境，无疑会最大限度地确保每个公民都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和梦想成真的机会，都可能不断在追梦圆梦中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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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在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开幕式演讲中，李克强进一步拓展“纵向流动”的内涵外延：“我们正在加快制度建设，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促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创业公平，促进社会纵向流动，保障每个人的发展权利，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尤其是进入2015年以来，“纵向流动”成为中央政府文件和讲话高频使用的关键词之一。今年2月9日，在与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李克强希望参事、馆员们多提惠民利民的新建议，“使政府更好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促进纵向流动等方面推出更多有效举措”。这里，“纵向流动”与其他常规民生领域相提并论，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着力点。
随着“纵向流动”新理念的提出，多个底层群体的处境和命运引起本届中央政府的特别关注。今年元旦刚过，李克强来到广州，实地察看外来务工人员危房改造情况。他说，我们要的是包容性发展，必须改善农民工、城市困难群体生活条件，努力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他们纵向流动提供公平机会，让他们生活有希望，奋斗有回报。
上升通道遇堵，纵向流动不畅
政府提出“纵向流动”新理念，针对的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我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底层人群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的纵向流动动力不足，渠道变窄，成本增高，难度加大。
西方社会学家韦伯曾提出三维分层的经典理论，他以经济标准（财富）、社会标准（声望）和政治标准（权力），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奋斗而改变命运，甚至由最底层的‘屌丝’变成一个头面人物。”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坦言，“近年流行的所谓‘屌丝’，其实就是一部分边缘青年人群对上升无望的自嘲。”
深圳坠楼青年许立志生前打工时曾发出不平之鸣：“我咽下一枚铁作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我咽下流离失所/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对此，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感慨道：“活生生的青春生命，在枯燥的流水线上，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他们看不到前景和未来。富士康发生的‘十三连跳’，发人深省。”
施芝鸿对半月谈记者表示：“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产生了既得利益群体，把社会成员的上升通道堵塞了，有人称之为上升‘堰塞湖’现象。”
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都提到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表示，利益固化会导致阶层固化，纵向流动不畅、上升渠道逼仄。他很看好80后、90后，“如果国家和社会使用得好，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主宰未来的创新一代，比前几代人更具创造性。”
对于这一代的当下状况，温思美则不无忧虑。“当前在不是很透明、很完善的竞争机制下，在规则扭曲、规则公平缺失下，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通过竞争方式实现纵向流动遭遇阻碍，从而对未来发展预期充满不确定性，就会造成一个群体的不安、郁闷、失衡。”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我国社会学界大体形成了四种判断，即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层化论”、以李强为代表的“碎片论”、以李路路为代表的“结构化论”和以孙立平为代表的“断裂论”。四者视角和结论不尽相同，但大都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实现向上流动的力量明显弱化，呈固化趋向。
固化趋向突出表现在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之中。近年网络舆论不断衍生的各种“二代”说和仇官仇富心态，尽管带有贴标签的绝对化倾向，但也折射出不同社会群体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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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全国人大代表陈雪萍等多人建议，加快落实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加强新市民融入城市培训。
人事制度改革也是促进流动、深化改革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这显示出我们党对解决社会成员发展问题的重视和决心。”施芝鸿呼吁，切实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不问出身，不拘一格，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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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主导现代社会流动的最重要机制，是推动纵向流动的第一支点。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教育的公平性恶化，其结果也同样恶化了社会流动趋势。现行教育体制逐渐无力承载纵向流动的职能，因而要促进纵向流动，就必须切实扭转教育去公平化趋势。
学校被誉为使人从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电梯，而中国社科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城市孩子上大学比例是农村孩子的3倍，本世纪以来这一差距扩大到4.9倍。
“我有个梦想，如果说我们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梦还有点远，把中国义务教育整体搞上去，则可以做到。这既事关教育，也关乎信仰。”今年3月５日下午，半月谈记者在全国政协教育界第４０组讨论会上，听到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现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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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学毛入学率目标就是40%，如果80%的人都想上大学，那么这个压力怎么消除？政府应合理分流人才，引导多种出路，促进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之间衔接沟通。”葛剑雄坦言， “全世界那么多职业教育，为什么人家乐观，我们就不乐观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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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的社会地位一味取决于先天性的身份，而非后致性的努力，这个社会就会陷入“身份社会”的陷阱。因此，亟待破除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治理近亲繁殖、萝卜招聘，将反就业特权纳入反四风的大格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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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是创业投资人，当然希望中国创业人多多益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委员对半月谈记者表示，鼓励大众创业，会激活社会活跃度，使人们在各种机会中比对择优。中国教育从中小学就应植入创新型课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多维答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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